《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八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吃得最饱的一餐饭
一次又一次被拉出去批斗，使我和那一直“陪”着我到处批斗的“五中批判小分队”的红卫兵们已经很熟了，他们早已经没有当时对我的凶悍，更多的时候是较为温和的。当然在台上他们依然是气势汹汹，仿佛要把我置之死地，可下台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不搭理我，而是主动和我搭话，也常常帮我向批斗的单位要饭吃，甚至说：“还是你们老三届有水平，现在我们什么也学不到。”
这一次去的是南京铁道医学院，位于南京城北湖南路附近的一所高校，在我前头已经批斗了几场，我那天是压台的。这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专场，那天台下都是知识分子。
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轮到我上场大约还有一段时间，一个工宣队员走上前问：“肚子饿不饿？”
“还好，不太饿。”我说。
“不饿，骗哪个，你们那里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去，给他端一碗饭来，多盛一点肉。”他吩咐另一个工宣队员，看得出，他是一个头。
一会儿，一大碗饭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几块红烧肉肥肥实实的，十分诱人。进监后，我记得只吃过两次肉，那肉只有两三片，指甲盖大。
他上来给我解开铐子，让我慢慢吃，说：“你上场还早呢。”
我美美地吃下那一碗盛满肉的饭，感到好香好香，我偷偷地藏了一块肉放在手帕中，准备带回去给“带班的”吃。这是我在看守所以及在后来的九年牢狱生活中吃得最好最饱的一次，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那个工宣队员。
在我吃饭的时候，小屋里又走进来几个穿着大褂的医生，仔细地看着我，也不说话。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医生走到我的面前，停立许久，长长地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
“小家伙，怎么想起来做这事啊？”
是惋惜？是忠告？我想那种场合下两者皆有之。
而那一个跟我一起去批斗的南京砖瓦厂的工人刚刚下场，屎、尿搞了一裤子，臭味散发在整个房间，谁也不去问他，而他的“罪行”是拿刀用力在画像上划了一个大大的“×”。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他被处决了。
小犯人唐银生发育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以为我会忘了那一段人生，可是我错了，每当在法院的门面，每当听到警车呼啸而去，每当无意中碰到公检法人员，都会使我想起那一段往事，那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人物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行走着、晃荡着……
虽然快四十年过去了，许多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但在我的脑海中他们依然活着……
东大院29号牢房里关进来的犯人，犯案的原因各有不同，虽然大家都知道自己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不知哪一天就会到另一个地方或另一个世界，但起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同监的人会在一起生活，像“带班的”和“常州人”那样长期被关却不处理的只是很少几个。那年月还没有“狱霸”，只有“带班的”,作为犯人管犯人的工具。至于“狱霸”的形成，则是司法腐败惯出来的。
东大院29号牢房的生活从我进去到后来离开一直是比较安稳的，也就是相安无事，这很大的原因归功于“带班的”谦恭和生活上“常州人”的绝对公平，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倍感心静。单调而难熬的坐牢日子也需要有一点欢笑和生机，虽然那只是苦难中的酸酸苦笑，但毕竟是坐牢人发自内心的笑。
一九七0年三月四日，牢门又一次被打开了，随着沉重的开门声，“进去！”
一个小男孩像一颗炮弹射了进来。那圆乎乎的脸，胖墩墩的身体，一身崭新的蓝灯芯绒服装，头戴一顶配套的灯芯绒瓜皮帽，活脱脱一个小足球队员。进门后，那两只大眼睛滴溜溜地四下搜索……
“他是一个小偷，扒窃犯。”“带班的”轻声跟我说。
果真不错，他是一个小偷，一小时前在新街口菜市场扒窃时，被便衣警察抓到送进来的。我不由得佩服“带班的”准确无误的观察力，这观察力是长期坐牢的经验所带来的。
“他妈的，这个老太真坏，我钱都还她了，她还叫，一叫，便衣就抓到我了。”牢门刚一关上，他便叽里呱啦一个劲地讲开了，似乎有着满腹的委屈，大家不由笑了起来。
“多大啦，小家伙。”“带班的”的开始问了。“十五岁。”
他叫唐银生，刚刚十五岁，父亲早亡，母亲改嫁，自小跟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由于长期无人管教，小小年纪便沾染上了偷窃的坏毛病，十岁时由地方派出所送到儿童教养院，从此开始了“科班”的偷窃“学业”，五年后从“儿童教养院”毕业，偷窃本领大为长进。
我们的政府机关原指望办这样一类的儿童教养院、少年管教所来惩治教育这些儿童犯、少年犯。但绝大部分的儿童犯、少年犯送进去后，非但没有变好，反而一天天地坏了下去。究其原因，那是这些儿童犯、少年犯谁也不会从什么灵袖深处认识到自己偷窃的危害性，而是互相在一起总结经验，交流作案心得，互相学习，揣摩新的犯罪手段。他们总认为这一次“失手”是哪一方面没做好，下一次就要从这一方面去改进，逐步使自己较为原始的犯罪手段变得更加先进和完善。就这样，几年的儿童教养院、少年管教所的生活，使他们一步步地“小偷”到“大偷”，从“大偷”到“惯偷”，那一个个标榜自己是“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从儿童教养院到少年管教所再到劳动改造的道路。
牢房的生活，枯燥而单调，终日死气沉沉，人们互相揣摩着心思，提心吊胆地生活着，但自打唐银生的到来，也开始有了一点兴奋的亮点，成了调节生活的激素。
小犯人唐银生开始发育了！小小的乳房开始肿胀起来，痒痒的，一天夜里，他遗精了，南京人叫“跑马”，他感到很吃惊很害怕，告诉“常州人”说他来尿了，搞湿了裤子。“常州人”告诉他不要担心，没什么，人长大了都会有的。
张斌凑了过来，跟他说：“你去报告干部，说‘跑马’了，他们有办法给你治。”张斌的话使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带班的”笑得直咳，咳得脸被呛红。唐银生真的相信了张斌的话，便用手抠开了“老虎窗”大声地喊叫起来。“报告管理员，报告管理员，我要找医生！”
“喊什么？有什么病？”
“我‘跑马’了。”
“你他妈的，小流氓。”管理员说完，狠狠地关上“老虎窗”，走开了，那一串钥匙哗啦作响。
唐银生一脸的茫然还不知是为什么，可我们都笑倒了。笑过之后，大家便是长时间的沉默，我突然发现包括我在内都是一种苦涩的笑。
他毕竟太小了，也太不谙世事了。
在牢中的日子，他时时盼望出去，回到奶奶的身边。进来时那一身崭新的灯芯绒服装是她给自己买的，这以后便再也没有穿过，叠得整整齐齐压在被子底卜，只是偶尔拿出来看看，眼中闪着泪花。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我走了，他还在29号牢房，用他自己的话讲，已经是个“老犯人”了。
一九七一年我被押送到溧阳县劳动改造，终于听到唐银生的消息，他没有再回到奶奶的身边，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
那一身崭新的灯芯绒服装他终究没能穿上，也永远没有再穿上的机会了，他长大了、长高了……
惯偷说：扒窃是一种瘾
唐银生只是一个孩子，只是一个小偷，而比起张斌来讲就根本提上不桌面，张斌可是“大偷”，甚至可以讲是“惯偷”。
张斌就是在惩治罪犯的“科班”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他经历过儿童教养院，经历过管教所，经历过劳动教养，这次进来，将达到他“学业”的最高级别——劳动改造。
张斌是一九七 O 年三月六日进来的。那天我被拉出去批斗刚回来，战粟的心还在激烈地跳着。
牢门又一次打开了，进来一个二十出头的朝气旺盛的年轻人。
“我叫张斌，文武斌，扒窃给抓进来的。”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便自报家门。他是个老客，不然怎会如此老练又如此不在乎。
他十分健壮，一米八的个头，一双金鱼似的眼睛凸显在他的眼圈外，很有特征。一套显然不是他的衣服很不合身地披在他的身上。监狱中对于扒窃犯都是这样，看守生怕搜查不彻底，干脆脱光他们的衣服，只留下小短裤，然后再给你换上不知是什么人的衣服，管你合适不合适，有的穿也就不错了，这是监狱对扒窃犯的惯例。唯独唐银生有些例外，大概看守看他实在太小，稍微动了点侧隐之心罢。
张斌很健谈，见识也广，由于年纪相仿，不长的时间我们就很熟了，他甚至说服了“带班的”，睡到了我的旁边。他看到我整天出去批斗，便问我犯了什么罪，当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他后，他很惊奇也很激动，他告诉我《知青之歌》在辽宁也在流传，整个东北都在唱，我有点不相信。他便放肆地在牢房里低声唱起来，大差不差，我不由激动起来，几乎热血沸腾。
第二天上午，“带班的”又被军代表叫了出去，回来后，张斌便被提了出去，被军代表狠狠地训斥了一下：“你他妈的，想刑事犯转成政治犯?＂我不由对张斌感到深深的内疚。
张斌是南京人，自打不断地“留学”以来，不但没有学好，反而愈加顽劣。父母也逐渐对他丧失信心。于是把他送到辽宁庄河县的哥哥处。
他的哥哥在辽宁省生化研究所工作，条件一般，父母原指望这样做，一是让张斌离开那一堆狐朋狗友，二是希望兄长能对他严加管束。一段时间下来，效果还真达到了，他进了工厂，也实实在在好了一段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代的不幸，坏人的大幸”，他所在的工厂两派人武斗，发生了流血，停产了，他终日无事可做，只得到处闲逛，这时他久未作案的手开始痒了，他从辽宁回到南京，又开始重操旧业，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大凡扒窃犯罪的人很难改掉这一习惯的，有一种说法就是久而不去偷，手就会发痒；还有一种说法是扒窃都有“瘾”，不偷不快活。我问张斌以上两种说法可有，张斌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有。”坚定而肯定。
三月四日那天，南京鼓楼广场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遭到大批看客的围观。短短的一刻钟不到的时间，张斌便扒窃了六只钱包，他用这扒窃的钱，穿上了高档的毛呢制服，戴上了“英纳格”手表，还给女朋友买了一些衣料、毛线。那个时代，人们的工资高的也只是三四十元，而这时的张斌手头已经有四位数了。他准备暂时金盆洗手，不干了。
可这对于扒窃犯罪的人又怎么可能呢？三月六日上午，一个看起来十分有钱的女人吸引了他那贪婪的眼光，手又开始痒了起来，再干这最后一次吧，他，下手了。
于是这“再干最后一次”，把他干到了“娃娃桥”。
偷窃之类的犯罪，除了意识支配的软件外，还必须有一双生性灵活会偷的手，这样才可能完善。
在牢中，我曾经很有兴趣地看了张斌的双手，发现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儿乎是一样的长，手指长得又细又尖，两指并拢一点缝也没有，方才恍然大悟，难怪双指伸进别人的口袋，轻轻一夹，钱包就被偷了去。
“带班的”有一天给他做了个实验，把一页纸让张斌给夹任，然后朝外拽，竟然拽不动，还很吃力。
“真没想到，两指间的夹力竟如此之大。”“带班的”摇着头说。
张斌对“带班的”夸奖还很得意，于是说了一段不知从何而得来的论点：“小偷实际上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的动力，不信，你们看一看锁的发明，正是由于小偷开锁本领的不断发展，制锁的水平才不断地提高，从这点上来讲，小偷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从理论上来讲，这一段话十分正确，从实际上来看，也是这样。可想想却不是滋味，“带班的”直点头又直摇头，竟没有一句话回击他。“带班的”教授级的水平都不能回击他，那全牢房的人就更无言可答了。
一次大家闲时无聊又海阔天空聊了起来，顺便问起张斌们一个同题：“什么人的东西好偷？什么人的东西不好偷？”
“小偷”唐银生讲：“老太的东西最不好偷，他们的钱包了一层又一层，还放在最里面的口袋里。”
“大偷”张斌则说：“女人的东西最好偷，越爱打扮的女人的东西越好偷，那些毫无实用价值的口袋往往被偷去最有价值的东西。”
两个以偷为生涯的贼说得太精彩了，善良的人们你们记住了吗？
张斌后来被判有期徒刑八年，我在石佛寺劳改队里见到过他，以后转移到溧阳，也不知他到了何处？
错把报纸当了手纸
一九七 O 年三月六日那天，我们的牢房提出去四个人，最后回到监房的只有我一人。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在极其恐怖的状态中，灾祸似乎随时都可以发生。
不久，又进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东北大汉。他粗眉大眼，十分爽直，刚定下神，便把自己“犯事”缘由讲开了，边讲边流泪：“死定了，这下死定了。”
他是鞍山钢铁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凤凰山铁矿。这天上午他去上厕所，完事后把一张报纸随手当了手纸，一擦了事。不曾想到，这张当了手纸的报纸被下一位蹲坑的人十分惊恐地举报了，于是当时轰动南京“三.六反革命案”便由此产生。
报案后，矿山十分紧张，一方面上报上级，一方面加紧排查，凡是三月六日上午上过厕所的人案上都有名。他很快地承认，说他有上厕所看报纸的习惯，经常完事后用报纸当手纸，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案件顺利告破，于是他便被关进“娃娃桥”
第二天他便拖出去批斗，当时听到台下“该杀该杀”的喊声，他吓怕了。回来的提审，他很快地讲述了“作案”的整个过程，十分配合审讯人员的审讯。对于一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既没有前科，也没有丝毫作案动机，这样的“现行反革命案”太简单了，也太没有技术含量，显然也就很快地结案了。
此后，他的日子就是不断地出去接受批斗。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他最终被判了刑。
如果说这个东北大汉发案还有一点“原因”的话，那么下面要讲的这个人直到抓进“娃娃桥”时还不知为什么，直到提审时军代表出示“作案”的照片，方才大悟，直喊“昏了头了”。
致命的巧合
在一九七0年突然发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不，确切地讲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谓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划分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两者之间常常可以在一天之间、一夜之间，甚至可以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的瞬间变换，从革命的顶峰跌落到反革命的深渊，这当中不管你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自觉还是不自觉，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叫什么名字，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我们只是从“带班的”那里知道他是南京某钟表材料厂的党委书记、老革命，那厂是生产钟表零件和人造宝石的。
他是浙东人，抗日战争时中学刚毕业便参加了新四军的浙东抗日游击队，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当上了企业的领导。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干部，为人坦荡，平易近人，有着渊博的知识和相当的组织能力。进来没有几天，他那完美的道德品质深深地感动了坐牢许多年很难被感动的犯人的心。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他竟然能够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们曾亲耳听他背诵，竟然一字不差。一个五十多岁的共产党的干部，虔诚到如此的地步，已经着实用不着过多的解释了。
可就是这样的虔诚，也难免突如其来的横祸。
一九七0年二月十二日，江苏《新华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坚决镇压反革命》，从而拉开了所谓“一打三反”的全国性运动的序幕。二月十二日这天，他带领厂里的一批党员以及运动的积极分子，书写了相当数量的标语，诸如“坚决镇压反革命”,“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判的判，该杀的杀”，等等，他们两人一小组，在厂里四下张贴，一人刷糨糊，一人贴标语，很快就贴满了厂区各个醒目的地方。为了省事赶进度，就在一些旧的标语上刷上糊，再贴上新的标语，而恰是这样图省事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致命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中，一会儿一个花样，一阵是一阵的说法。标语上有字还不算别致，配上几朵向阳的葵花才算标新立异。这些标语贴在墙上，天长日久，风吹阳打，虽然陈旧破损，但依然贴在墙上，谁也不敢去揭它，以免招致杀身之祸。而我们这位党的干部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不加任何思索地就把“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新标语盖在了旧标语上，稀糊渗透新标语，于是新标语上的“反革命”正盖在旧标语上，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被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看到，迅速汇报给厂里的军代表，半个小时后，呼啸的警车便把他们拉到了“娃娃桥”，至此，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此时墙上标语上的糨糊还没有干，也难怪，数九寒冬的天气，离大年初一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进了监狱以后，他开始只是认为此事只是一种巧合，一厢情愿地希望有关部门能实事求是，以事论事，可事情的发展却令他感到心冷，提审人员开始挖老账，认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次的“犯事”是他“反革命面目的大暴露”。他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任何自我辩解已经显得很苍白，他反而平静下来，索性做好长期坐牢的打算。
每人做的事各人心中明白，那威严的军代表心中也明白，只是不愿说出口。这以后29号牢房里的学习就由他带，“带班的”却成了名义上的牢头。照例军代表每星期一次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喊他出去，而他回来后，牢中一切如故，而不像“带班的”那样，只要一谈话回来准有几个人倒霉，批斗或是戴铐子。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只是感到军代表此举有点怪怪的。
后来我判刑了，离开了29号，他还关在那里，到了石佛寺后，听说他被判刑了，党籍公职都给开除了，我真正地为他感到惋惜，因为在年代里，当人格和尊严都得不到遮挡时，他始终表现了一个人的清白磊落的高贵品质。
以检举为乐的造反派打手
这也是一个党员，他是南京远洋海员学校的领导，在未从事教育工作之前，他是在中苏蜜月期间从上海到列宁格勒的万吨轮“真理号”上的水手长，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他有着红极一时的光荣历史，在那个时代过早地过上了人们想都不敢想的富裕生活。然而到了中苏关系紧张时，“真理号”停航，他便来到学校做起了培养海员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南京参与武斗首屈一指的造反派头头。积极参加了“倒许乱军”等活动，“水手长”的经历使得他练就一副好身手，天生一个职业打手。在海校里被他打过、关过，吃过他苦头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海校批斗时，他是被喊“杀”口号最震天的人，甚至有许多人不顾一切冲上台来要揍他，可见他民愤之大。
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他平日整人整惯了，可没想到有一天也会被人整。大概是因为过去在“真理号”上的事，牵扯到一桩政治事件。他也被隔离，关了起来。
本来这事可大可小，交代清楚也许没事，可我们这位“水手长”耐不住性子了，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逃脱了，你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不久被抓了回来，此时，他的心还未死。
抓回来以后，还是在海校内隔离审查，负责看管他的是海校的“走资派”,原来的校领导，一个曾肩扛少将军衔的老转业军人。
在被关的第三天的夜里，他借口口干要水喝，老军人相信他的话，打开门送上一杯水，谁知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掐住脖子，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刀山火海的老军人甚至没能喊出一句话，就悄然地离开人间。
“水手长”还是被抓回来，这次则被关进了“娃娃桥”。由于是重刑犯，他被砸上脚镣，终日戴上铐子。他从进监以后，情绪就一直很低落，时时担心死，同监的人都对他毫无好感，都一致巴望他早死早好，虽然大家都抱有各自的原因，但都有一个衡量好坏的普通的良心准则，因为这个人太坏，而且坏得出奇。
为什么呢？
他进监狱时，还认为自己是好人，和被关进来的其他人不可相提并论，别人都是坏人。平日里他除了吹嘘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就是放肆地谈女人。除此之外，他就会在同监的每一个犯人身上寻思动脑筋，企图在这些已经十分悲怜的人身上捞取自己求生的资本。我亲眼看到每一次他出去批斗，都会滔滔不绝地向军代表或政府人员不厌其烦地汇报同监其他人的情况，“一、二、三、四……”记忆是那样的好。有时军代表也嫌烦了，“先走先走，回来再讲”，他便会拖着镣铐一路小跑再赶上去，而每次他回来，同监又照例有好几个人遭残，不是挨训就是挨斗，而他却一点羞耻心都没有，若无其事，大家都恨死他了，也没人和他讲话。
一九七 O 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天还刚刚亮，他就被提出监房，在军代表等人的严厉看守下，坐在地上被砸开脚镣。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即将被处决，还以为给他宽大处理呢！
“感谢政府的宽大，我要检举牢房中五条反改造言论。”
军代表已经不容他再说下去了，在打开脚镣以后，套上白色的绳子，便被打昏在地，两个当兵的随即麻利地给他五花大绑，像扎粽子那样，等他苏醒后，他已经被押上了五台山体育场的审判台，当他听到被判死刑时，那平日高大的身躯已经蜷缩成一团，我隐约间看到的分明是一条癞皮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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